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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商急盼两岸大规模复航，国台办建议可优先考虑恢复广州等直航航点******

　　【环球时报特约记者 陈立非】大陆顺应台商和广大台胞的意愿，大动作敦促两岸大规模复航，引发岛内高度关注。

　　1日下午，中国航空运输协会发布声明，呼吁尽快恢复两岸直航航点，便利台胞往来。声明称，当前两岸疫情均已平稳，是进一步恢复两岸航线正常运营的有利时机，“大陆民航业务技术人员已通过两岸民航联系人渠道致函台民航主管方面，提出恢复两岸航线正常运营的建议”。

　　1日晚间，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通过“答记者问”的方式证实，大陆航空主管部门已通过“海峡两岸空运协议”联系渠道致函台湾方面，“希望贵我双方相向而行，推动两岸航线恢复正常运转，可优先考虑恢复台胞反映较为集中的广州等16个两岸直航航点”。

　　朱凤莲说，大陆方面认为，当前大陆疫情已得到很好的控制，台湾同胞完全可以安心前来学习、工作、创业、生活，“两岸同胞对实现正常交流往来的意愿强烈，我们高度重视并已全面做好相关准备”，希望台湾方面珍惜两岸空中直航来之不易的成果，采取务实措施，优先恢复台胞反映集中的两岸直航航点，持续推动两岸航线恢复正常运转，造福两岸同胞。

　　疫情暴发前，两岸客货运航点曾达到71个，其中台方10个，大陆61个。疫情暴发后，2020年2月时任台“行政院长”苏贞昌将两岸直航的61个航点限缩至只剩4个，包括北京、上海、成都和厦门。

　　针对大陆方面的呼吁，台湾陆委会1日晚回应称，将洽民航局进一步了解，有关增加两岸空运客运直航航点，当局将依疫情及两岸情势发展进行评估检讨。台湾民航局证实收到大陆来函，正在讨论中。航空业者对两岸增加航点乐观其成，但也坦言两岸目前政治情势依然冰冷，加上台方仍禁止陆客赴台，两岸航点、航班密集度短时间要恢复到像过去那样热络，恐有难度。

　　2日，台湾陆委会主委邱太三承认，去年已经有广东台商反映过，但他并未松口是否打算恢复更多航点。他还借口大陆疫情“仍有不确定性”，声称需要对方协助相关必要评估信息的提供。邱太三同时承诺，“在疫情可控前提下一定会逐步恢复两岸人民交流，达到舒缓台海情势紧张”。

　　连日来，台商不断呼吁当局恢复更多两岸直航航点。厦门台商会长吴家莹在接受采访时称，恢复两岸直航航点是大多数台胞、台企的需求，加上疫情现在已到新阶段，两岸都未要求入境隔离，现在恢复航点是非常好的时机。他表示，许多航点已停3年，台商急需让产业与经营尽快恢复正常，也盼望生活尽快恢复常态的便利性。他希望民进党当局重视这么多在长三角与珠三角的台资企业，以及台胞、台干的方便，“目前两岸双方应该以民生为主，政治意识形态是不是可以先放下”。

　　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海基会2日在台北举办大陆台商春节联谊活动，这是新冠疫情暴发以来首度恢复，蔡英文与会致辞，而且正逢李大维回台担任海基会董事长，“其中有几项观察指标，例如全面重启‘小三通’、恢复航点与两岸航班数，及大陆专业人士能否来台交流等，备受关注”。

　　台湾“商总”主席赖正镒1日直言，台商最盼望的就是尽快恢复两岸直航航点，希望当局能加快恢复与大陆方面相关单位的沟通联系，加快推进两岸观光旅游交流，恢复两岸对飞的航班与城市，从现有的4个直航城市至少再增加10个城市，比如像武汉、南京、青岛、重庆等台商聚集的一、二线城市。赖正镒同时呼吁民进党当局在评估疫情稳定的情况下，重新开放大陆观光客来台，这样更有助于恢复两岸的观光旅游交流，也为台湾观光产业在疫后挹注新动能。

　　有岛内媒体评论称，当今两岸仅存上海、厦门、北京与成都4个航点，相当不便，屡创新高的票价也非常人所能负担，因此台商、台生、台干近来频频发声，希望民进党当局尽快与大陆展开沟通与对谈，才能方便各方往来于海峡两岸。如果能加速启动与恢复两岸的各大航点，至少民间交流能够恢复到疫情前的规模，目前两岸紧张的对峙情势，才有迈向和平发展的融冰机会。(环球时报)

中外专家建言平台经济反垄断 吁规范“市场守门人”******

　　(经济观察)中外专家建言平台经济反垄断 吁规范“市场守门人”

　　中新社北京12月21日电 (记者 王恩博)随着平台经济在全球范围内崛起，由此滋生的一些平台垄断行为侵害消费者利益、影响公平竞争，也引起各方警惕。

　　近日在北京举行的一场学术研讨沙龙上，多位中外专家表示，数字经济为大众生活带来了巨大便利，各国监管机构对其发展一直采取审慎包容态度。但未来相关领域要实现增强创新活力、降低市场进入壁垒、避免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目标，还有诸多重点问题需要关注。

　　德国曼海姆欧洲经济研究中心院长、德国反垄断委员会成员阿希姆·瓦姆巴赫(AchimWambach)所著《不安的变革：数字时代的市场竞争与大众福利》一书近期在中国出版。该书关注的正是如何在发挥市场经济作用前提下，通过竞争政策规范数字化变革中的企业行为，并最终增进大众福利。

　　瓦姆巴赫表示，在强调竞争的经济政策指导下，德国规模前100大企业的营业收入占GDP比重在过去几十年中持续下降，有效保护了中小企业的生存、稳定了就业。

　　但他也坦言，数字化变革对这种稳态构成了冲击，领先科技企业的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并在不断大量追加研发支出，不断拓展创新边界并扩大自身优势，市场集中趋势不断加强，且存在企业滥用市场势力损害大众福利现象。对此，德国和欧盟的应对方式是完善反垄断法律法规和开展国际合作，推出GAIA-X等欧洲数据平台等。

　　值得注意的是，欧盟委员会近日公布了《数字服务法案》及《数字市场法案》草案，旨在明确数字服务提供者的责任并遏制大型网络平台恶性竞争行为。

　　德国政府宏观经济顾问托马斯·费泽介绍，《数字市场法案》草案将大型平台企业称为“市场守门人”(Gatekeeper)，因为其具有制定市场准入门槛的能力，并针对这类平台提出了“守门人法规”。此前欧盟相关法律法规制订和执行都耗时较长，此番立法体现出对提升执法速度和效率的追求，并力图在动态和静态效率之间取得平衡。

　　规范平台经济竞争模式，中国亦动作频频。如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针对互联网平台企业作出更多细化规定。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竞争法中心主任、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黄勇表示，反垄断法初衷是防止市场上出现排除、限制竞争的垄断行为，在数字经济中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认识数字经济领域的反竞争效果，其中有两个重点、难点问题：一是对数据属性和意义进行明确；二是结合相关市场的界定认识反竞争行为的发生场景。

　　在司法部政府法制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富成看来，公开透明、公平竞争、可预期、无歧视的营商环境是需要国家提供的制度公共品。但电商平台企业特别是超大规模的电商平台企业承担了对平台上众多市场主体的治理功能，也要在电商经济制度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协同培育平台间和平台上的良好商业生态。

　　中国信通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监管研究部主任李强治亦指出，平台企业一系列新的经济社会角色使其在生态治理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大大提升，政府直接治理所有市场主体的传统模式不再适用，构建政府与平台协同的多元治理体系应是未来平台经济治理模式设计的主要方向。(完)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